美元在不断贬值过程中，向全世界输出通胀的同时，也在给中国大陆一个自醒、自立、自强的机会。经济发展主要靠透支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出口经济”来支撑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即使企业还想着过去的好日子，也已经时势不容人，原本微薄的出口利润一转眼就有可能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变成负利润。珠三角一些韩资、港资企业的关闭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时候改弦更张，精心呵护细心耐心地培养内需（不是“刺激内需”），方为正道。但众多中小企业在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面前生存艰难的当口，要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等方式直接增加内需，谈何容易？而随着以抑制通胀为目的的银根紧缩，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下降、融资成本上升。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外贸、投资、内需三驾马车中，呈现的将是外贸萎缩、民间投资乏力、内需振兴尚等时日的三重困境。通过减税加薪、提高全民保障水平藏富于民当然是治本之策，但自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非宪政体制下要控制政府增收的冲动，谈何容易。而政府手中已经掌握的那么多钱，如何进行投资，作用也举足轻重。2007年政府非公开的预算外收入和公开的预算收入总额高达10万多亿元，外加10万亿国债，在24.4万亿元GDP总量中“一夫当关”，有钱投资是自然没有问题的。
但是怎么样才能投资得有效率，而且能够对培养长期的内需亦即提高劳动力价格有所帮助，将是对本届政府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众所周知，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投资经济，总是效率低而成本高，腐败也相当严重；甚至连那些原本主要用于民生支出的转移支付，也大部分在官僚体系的内部中耗损殆尽。能否找到一个既提高效率又能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价格的政府投资方式呢？找来找去，这个办法惟有投资教育！这不光是在传统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追加投资，使财政性支出向1993年提出的占GDP4%靠拢，而且国家还应该大力兴办大学，可以起到一举三得的作用:缓解就业紧张的矛盾；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提高劳动力价格打基础；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维护经济稳定性。教育家信力健在这个时候提出“县办大学”，我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政府投资方式，还可以借此实现文明向乡野的回流。这就是“一举四得”了。
当然，“县办大学”不是指县县办大学，有的县几百万人，有的只有几万人，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也不是由各个县自己掏钱办大学，而应该成为国家的重点转移支付战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与其每年七八千亿转移支付仿佛打了个水漂（当然，对于“三农”的转移支付我举双手赞成但要落到实处），不如从中每年匀出一两千亿，用来支持大学办到县！大学办到县也不是指都办本科大学，先从专科起步，因地制宜，优秀学生一两年后转入国内其他本科大学也不迟。
在不久前举办的“教育改变中国”论坛上，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当前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不够而是质量不高，大量扩招以后师资跟不上，生源质量也下降。我的看法跟他不同。为什么生源质量差？因为现在的大学把很多流动人口子女以“高考移民”的方式排斥在大学门外，把他们逼得提前辍学或者负笈海外；还有更大一部分平民阶层的孩子因为高中和大学高额学费，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了。要知道，我们的初中生升到高中的升学率只有一半，比高考时的大学升学率低多了；还有，现行不合理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把高出平均考生比例数十倍的名额留给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而从遗传学方面看，人的智力分布是基本均衡的。也就是说，优秀人才的比例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是大致相当的。
师资问题上亦如此。只要我们告别文凭崇拜症，在咱们这个藏龙卧虎的时代还怕没有合格的师资人才？更何况，培养专科类技能型职业人才，需要的往往不是皓首穷经的白纸书生，而是那些在一线拼搏的优秀企业家、优秀技工等。由他们做兼课教授，合适得很。
或曰，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的调查结果都说了，四成居民认为与所受到的教育质量相比，当前的教育花费是不值得的，认为教育花费物有所值者比例仅有16％。人们花钱受教育的意愿正在降低，此时“逆流”办大学而且办到县一级，岂非不识时务？错了！把镜子那一面翻过来看:农村地区37.6％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城市为49.1％，城镇地区则居中，为48.9％。这说明还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教育花费是需要的。尤其是那些农民身份的人，文凭对他们来说还具有“改变身份”的功能，他们需要借此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这也是国家的自信心和民族的自信心！否则你一辈子都只能是同工不同酬、各种身份和政治地位与城镇居民悬殊的“农民工”！同时，如果改革我们的大学教育模式，通过弹性学制等办法间接降低学费，通过强化职业技能提高大学生的谋生能力等等，大学教育的含金量还有稳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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